沙千里 - DGSO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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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五年升任帐房。与邹韬奋等6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

沙千里
抗日战争前后,他执行律师职务,并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主编《生活知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11月,他同沈钧儒、史良等著名爱国人士,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国内外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当时救国会的领袖人物。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动宪政运动,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进行不懈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期间,沙千里筹建了救国会的上海组织,联合上海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动民主运动;并以律师身份为遭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进行辩护,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随即赴香港参与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1月,他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会,为恢复民盟领导机构,促进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作出了贡献。
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等职。

经历

早年在大丰洋布号任跑街。
1925年同等学历考取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
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上海三区党部执行委员。
1928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并参加青年之友社,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编。
七君子事件
1930年青年之友社扩组为蚁社,任执行委员。
1934年集合蚁社核心力量,组建苏联之友社,主编《生活知识》月刊。
1931年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
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编《救亡周刊》。
1936年11月与沈钧儒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曾任《工业合作月刊》编辑,工业合作协会推进组组长。
1939年后,开办建国机器厂、建成实业公司、中美汽水厂、南洋公司等,任厂长、总经理。
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后,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
1947年底赴香港参与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任常务委员。
1948年1月在香港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后转赴解放区。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
1980年8月至198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4月26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荣誉

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三届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四届执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
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评价

青年时代的沙千里是个不满旧社会,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要求进步的青年。他勤奋好学,白天在棉布商号工作,晚上到上海青年会办的夜校读书,后来考取上海法科大学,成为大学生。
沙千里是上海市人,青年时期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曾主编《青年之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作品

著有《七人之狱》、《婚姻·子女·继承》、《抗战与民众运动》,译作有《格拉斯顿传》。

故居

位于东四六条中部,东邻朝阳门北小街,西近东四北大街
故居
该院落约建于清晚期,民国时期为一官员的宅第,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爱国人士沙千里(1901—1982)居所。该院有三进院落,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门内有一字影壁,倒座房东一间,西五间,西厢房三间,东房二间。 一进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带屏门四扇。四周抄手游廊上带倒挂楣子,下有坐凳栏杆。二进院内有北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厢房南面各带耳房一间。三进院有后罩房七间,偏轴线西侧,西配房三间。该院建筑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墀头有精美的砖雕。
该院1986年1月21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由单位使用。

略传

青少年时代的追求

他自己说,上辈是商业资本家,家庭比较富裕。出生后五六年,家境中落,十分贫困。7岁,父亲去世,姐姐早亡,由母亲顾庆云带着他和妹妹沙佩珍(后改名沙洁)生活,他对母亲十分尊敬。幼时在上海海宁路飞虹小学读书,15岁入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号当学徒,20岁左右担任帐房。
上海法科大学创立于1926年底,许多知名人士,如章太炎、于右任、褚辅成、钱新之、蔡元培、沈钧儒、董绶经、潘力山等,曾担任过该校校长或校董。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该校参加革命工作的师生很多,因此校誉蒸蒸日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多次逼迫该校开除所谓跨党分子12人,潘力山校长被特务谋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褚辅成被推为暂代校长,沈钧儒为教务长。1928年1月,褚辅成被公推为正式校长。沙千里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曾任该校己巳级学生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后来当律师。

参加进步青年文化团体

沙千里
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运动推动下,尽管当时上海地区军阀李宝章疯狂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强暴,于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于是他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积极参加《青年之友》社,赞成该社主张“中国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
《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形式有较大更新,内容更加充实,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后来又增出文艺副刊(由李伯龙任编辑),宣传普罗文学。由于《青年之友》的内容适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声,因此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一系列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邹韬奋提到此事时,曾愤愤不平地说;“民国17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很快组织了“蚂蚁社”。
蚂蚁社简称蚁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后,骨干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赓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经过多次研究;于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为基础成立的。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设法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是小动物,力量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沙千里在社员大会上讲话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社员都能保持这种“蚂蚁精神”,使蚁社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蚁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社友选举,由执行委员9人组成,沙千里担任过历届的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社友和文化三个部,分别管理各项具体活动。沙千里是社友部负责人,负责管理与社友有关事宜,团结社友中的积极分子,起核心作用。除此而外,沙千里还曾负责过文化部的读书会与时事研究会。
1934年初,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并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面组织“苏联之友”小组。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从此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12月,在蚁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个刊物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阵地,读者多数是蚁社社员、中下级职员,他们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单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薪水微薄,时有失业的恐慌,又都有点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识》在他们当中影响很大。

参与组织救国会及其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涌现。同年12月 21日,上海妇女代表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27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江问渔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上海工人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一个接一个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沙千里被选为理事长,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担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会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刘良模、王造时、史良等30人被选为理事。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等5人,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哉。同时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请愿的情形和救国会的抗战主张,还同在南京的各地实力派接触,加强救国会与他们的联系,推动他们起来抗日。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全国救国会关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公开信发表以后,沙千里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所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全国救国会成立以后,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政策,与各抗日地方实力派广泛接触联系,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障碍。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胡说救国团体之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日颠覆政府,是皆利用 ‘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等等。同月,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郑重声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文告所能恫吓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这样无耻的懦夫,那显然是欲使全国人民变为汉奸顺民而后快。这样,国家还有救吗?这在我们,即以身许国,死生原所不汁。”沙千里说:“我们那时敢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早就有入狱坐牢,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1936年11月22日夜间,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人士大为震惊,大力营救。11月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并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27日又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陷害,重申救国会的立场。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领袖。全国各地救国会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中国共产党也发表文章表示抗议。海外华侨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难以继续审理,只好“具保释放”。七君子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中胜利出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救国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但各界群众参加,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参加的也不少。上海各界救国会鉴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名为“上海救亡协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沙千里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期间,沙千里曾担任《救亡周刊》主编,《国民》周刊编委,发表了不少文章,如《苏联革命第二十周年纪念与我们的斗争》等,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抗战期间从事的救亡宣传和政治斗争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先后撤退到武汉。他们不定期聚会,研讨抗日形势,同时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接待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上海蚁社的许多社友也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联络当地的职业界爱国青年,成立了武汉蚁社,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过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当时武汉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指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郭沫若曾赞扬说:“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武汉期间,沙千里曾与救国会另一领导人何惧等组织过一个基金委员会,创办过《大众报》,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谈抗日形势,并附有形势地图。除此而外,沙千里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武汉,沙千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重庆成为陪都,沙千里从武汉到达重庆。救国会的许多骨干,如李公朴、章乃器等也陆续来到重庆。他们经常联系,交流情况,统一认识,然后采取一致行动。主要有两方面: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二、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救国会在武汉期间,从组织形式来讲,就不存在了,但是由于它的社会影响,因此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所以国民党组织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仍然指定沈钧儒、邹韬奋等作为救国会方面的代表参加。沙千里虽然不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他协助沈钧儒等工作,沈钧儒在参政会上的提案,沙千里曾参与起草。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日趋积极。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为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1939年9月,沈钧儒、邹韬奋联合其他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这个提案被通过,从而掀起子宪政运动的高潮。国民党为了对抗宪政运动,极力宣传所谓”五五宪法草案”,沈钧儒、沙千里、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浞、张友渔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沙千里在《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所谓宪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权利,为总统滥施权力创造条件,要警惕袁世凯独裁重演。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民主同盟,沙千里也参加了。
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民盟的这一进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明确地说:“我们坚持在同盟内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同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抗战期间,沙千里在重庆,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那时,他曾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与救国会同志何惧创办过中国建设机器厂,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与沈钧儒林亨元、崔国翰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不仅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团结了许多朋友,而且应邀担任了许多单位的法律顾问,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受迫害的进步人士、进步团体进行辩护,申张正义,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不懈地奋斗。

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参加新中国建设

抗战胜利以后,沙千里于1945年12月从重庆回到上海,没有参加1945年冬救国会成员召开的会议。但是,他对于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及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纲领是完全同意的,并在上海的工作中认真予以贯彻。
他回到上海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是从事律师业务。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会和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最先来请他的是上海法商水电工会和一家百货公司工会,在打击汉奸势力,维护工会正当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纲领和章程,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第三是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华东地区的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是党领导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人民群众团体。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2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沈钧儒和沙千、里是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中心随即转移到香港。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达北平。6月,他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