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 - DGSO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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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北伐,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介石为总司令于1926年至1927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因其战争过程由南向北进行,故又常简称为“北伐”,或称“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至此,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历史背景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皖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战斗序列

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吴、张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中正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
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以V.K.布柳赫尔(化名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建议下,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1军大部在广东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1、第4军各一部和第5军大部留守广州。

行动方针

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伐军制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
北伐誓师阅兵式

北伐誓师阅兵式

。第七军钟祖培旅是北伐先锋。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高歌猛进。进入湖北后,军阀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北伐军终于在1926年8月下旬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9月10日攻占武昌。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张发奎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更是被誉为北伐名将。曹渊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北伐途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利保障。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脱离了国民政府控制,造成前方将士北伐,后方将士家属被革命的现象。国共矛盾迅速升级。1927年4月和7月,蒋中正和汪兆铭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清党事件。

北伐开始

誓师北伐

自孙中山逝世北京、国民会议召开无望之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发动北伐打倒军阀的呼声就愈发强烈。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号。2月的北京,中国共产党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进行北伐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同年春,因英
蒋中正在广州的东校场的北伐誓师仪式上阅兵

蒋中正在广州的东校场的北伐誓师仪式上阅兵

国人在长沙公开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引发了长沙各界反英驱赵讨吴运动。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的唐生智受王基永的劝导,与国民政府开始接触。随后,蒋中正委派陈铭枢前往湘粤边界的坪石,与唐生智就北伐展开谈判。最终唐生智决定接受国民政府指挥,本人出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
在此之前的3月,因中山舰事件与蒋中正产生分歧,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出走法国,国民党内另一领袖胡汉民出走苏联,蒋中正忙于整顿党务,北伐呼声一度无人问津。与此同时,随着湖南形势的恶化,吴佩孚决定以援助赵恒惕为名,进占湖南。5月5日,李宗仁宣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一职,并赴广州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达成共识要求国民政府把握湖南战机进行北伐。
5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筹建总司令部、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具体计划阶段。至5月底,叶挺独立团进抵湖南安仁、渌田一带,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高州琼崖两地开拔援湘。
蒋中正北伐誓师词1926年7月9日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
国民痛苦,火热水深。
土匪军阀,为虎作伥。
帝国主义,以枭以张。
本军兴师,救国救民。
总理遗命,炳若日星。
吊民伐罪,歼厥凶酋。
保我平等,还我自由。
实行主义,牺牲个人。
有进无退,革命精神
嗟我将士,同德同心。
毋忘耻辱,毋惮艰辛。
毋惜尔死,毋偷尔生。
嗟我将士,保此国家。
嗟我将士,保此人民。
遵守纪律,服从司令。
唯纪与律,可以致胜。
生命为私,纪律为公。
生命为轻,命令为重。
嗟我将士,团结精神。
彻始彻终,相爱相亲。
毋惧强敌,毋轻小丑。
万众一心,风雨同舟。
我不杀贼,贼岂肯休。
势不两立,义无夷犹。
我不牺牲,国将沉沦。
我不流血,民无安宁。
国既沉沦,家孰与存。
民不安宁,民孰与生。
嗟我将士,矢尔忠诚。
三民主义,革命之魂。
嗟我将士,共赋同仇。
革命不成,将士之羞。
嗟我将士,如兄如弟,
生则俱生,死则俱死。
存亡绝续,决于今兹。
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进抵长江

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 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宣言主要内容: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最后于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
国民政府以两广为基地,策略以 “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歼灭吴佩孚的军队。
1926年8月26日,国民革命军6个团对湖北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互有胜负,汀泗桥几度易手,27日张发奎亲督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占领汀泗桥。之后双方又在贺胜桥展开激烈的白刃战,8月29日国民革命军第4、第7军取得贺胜桥大捷,8月31日,大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国民革命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信阳。至此,吴佩孚部队基本被消灭。
国民革命军接着从两湖地区挥师东进江西,追击孙传芳,9月19日袭据南昌,为孙军击退。蒋加派援军二万人,10月20日第二次攻入南昌,又为孙军夺回。11月2日开始第三次进攻,4日克九江,7日克南昌,孙军大溃,精锐尽丧,为国民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1927年3月24日二军六军占领南京
在国民革命军于两湖地区激战时,位福建的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在盟主孙传芳压力下1926年9月中以三个军2万5千人的兵力进军粤东,试图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连根拔除。然而消息于进军前已透露,此时镇守在广东的部队为何应钦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于周荫人于直隶出生,对闽系来说是客军而非地主,因此何应钦决定主动出击击溃其主力,同时蒋中正也派遣李大超前至闽军中收买分化,何应钦整合了广东的保安团与黄埔军校在学生作为防御主力,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则作为攻击矛头于10月9日进攻周荫人之主力所暂驻的永定城,由于周部于福建之风评不佳,在永定战斗之役遭受国民革命军与城内民众的联合夹击崩溃,仅带少数侍卫逃出,同天十四师冯轶裴则于击溃闽军刘云峰旅。此役国民革命军俘虏4000人,缴获4000余支枪械与十多门火炮。10月13日第一军于梅县松口战斗击溃刘俊、李宝珩旅,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周荫人主力部队已损失近半。受此影响曹万顺与杜起云两旅于10月17日接受广东政府收编的建议倒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何应钦则升任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挥军福建。
由于闽军遭东路军一路杀溃,驻守福州守军与海军第一舰队于12月2日决定接受广东政府改编,东路军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全境。3月22日一军进驻于中共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的上海

战争过程

进攻湖南与夺取武昌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六年五月开始。第四、第七军首途入湘,协助唐生智部稳定了湘南局势。
  进军湘鄂战前,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拥兵4个师,名为自治,实为吴佩孚的附庸。一九二六年初,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湖南省防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反赵,占领长沙、岳阳,就任代理省长。唐生智倾向革命为吴佩孚所不容。四月,吴令赵恒惕所部第3师师长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率3个师另2个旅反攻长沙;同时,命湘鄂边防军司令李倬章率4个师另3个旅增援叶开鑫。在吴军重兵压迫下,五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于五月十日决定派兵援唐,遂命第7军第7、第8旅先行入湘。二十一日,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二十四日,又派第4军第10、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第7军第8旅于六月一日在衡阳西北金兰寺地区击退叶开鑫一部的进攻。叶挺独立团于6月2日到达湖南安仁,在第8军第39团一部配合下,于安仁北面的渌田、龙家湾地区击退直军4个团的进攻。五日,进占攸县。援唐之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北进通道。七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4、第7军和第8军在安仁、衡阳、永丰(今双峰)地区集结后, 分三路向长沙进攻。左路第8军第2、第4师和第7军第8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4军第12师指向沈潭(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10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不战而下醴陵。中路第8军第3师、教导师、鄂军第1师连克湘乡、湘潭后,第3师于十一日进占长沙,俘敌2000余人。叶开鑫残部退守汨罗江北岸。七月间,第四、第七、第八军攻克长沙,醴陵,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八月十二日,蒋中正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在直隶(约今河北)进攻国民军,湖北兵力薄弱之机,迅速以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8军)和右纵队(第4、第7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2、第3军、独立第1师(由赣军第4师改编)和第5军第46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9、第10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6军和第1军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八月十九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进攻。右纵队第4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10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12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经过激战,守军由北门退入城内。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猛攻,击退守军,攻入城内。平江守军1个旅被缴械。与此同时,右纵队第7军第1、第2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向张家牌前进。第8旅猛攻将军山,遭守军反击。第7军使用预备队从两翼投入战斗,击退守军,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8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未遭抵抗,即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前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在此期间,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湖北暂编第1师和卫兵旅等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并派中央第25师第13混成旅另1个团增援。另以陆军第8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武卫军占领纸坊,鄂军第3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 
  八月二十五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作为第12师的前卫,奔袭粤汉铁路(广州-武昌)上的中伙铺车站,歼灭吴军1个团;第10师进占杨泉畈。第7军占领大沙坪、桂口市。第8军占领临湘(今陆城)、羊楼洞、蒲圻等地。唐生智根据总司令部关于迅速攻占武汉的决定,以第8军攻取汉阳、汉口,第4、第7军沿铁路北进,攻取武昌。

汀泗桥战役


  第4军代理军长陈可钰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未到达之机,于8月26日凌晨向汀泗桥发起进攻。第12师第35团在高
汀泗桥战役

汀泗桥战役

猪山击退吴军一部的阻击,进至铁路桥头,遭对方火力封锁;第36团进至汀泗桥东南高地前,遭敌俯射,前进受阻。第10师第29、第30团分别在第36团两侧展开,激战入夜,仍无进展。第36团乘夜暗实施中央突破,也未得手。第12师师长张发奎决心以叶挺独立团和炮兵营向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迂回,从右侧后包围歼敌。27日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古塘角,配合正面部队的全线攻击。吴军遭前后夹击,全线溃败,被俘2400余人,残部向北逃遁。第4军占领汀泗桥。叶挺独立团乘胜猛追,当日中午攻占咸宁城。

贺胜桥战役


  吴佩孚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及在汀泗桥战役中败退的残部共2万余人,在贺胜桥及其以南的杨林塘
吴佩孚

吴佩孚

、桃林铺、王本立地区梯次设防,企图死守。国民革命军不给吴军以喘息之机,于8月29日由第4、第7军发起贺胜桥战役。第7军第8旅在袁家铺附近击退吴军约1个团的抵抗后,向王本立前进,途中遭吴军反击,被迫后撤。第4军第12师在杨林塘附近与吴军激战后,形成对峙。30日拂晓,第4、第7军继续攻击,叶挺独立团猛打猛冲,在杨林塘突入吴军主阵地,向桃林铺攻击前进。此时,吴军一部从侧翼反击,企图对叶挺独立团实施包围。第10师第28团和第12师第36团适时增援,协力抗敌,突破吴军桃林铺防线,向贺胜桥发展进攻。第7军攻占王本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国民革命军于当日上午占领贺胜桥,俘敌3500余人,中路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全线击破汨罗江吴军防线,继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吴军主力,进围武昌,一部绕道攻克汉阳、汉口,前锋进追武胜关。

会攻武汉


  吴佩孚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凭借长江、汉水固守武汉。部署以陆军第3、第8师和中央第25师等部守备武昌;陆军第14师守备汉阳、汉口;另以湘军残部在沌口、金口,武卫军和河南第10师在阳逻、黄冈,湖北暂编第2师和河南暂编第2师在蔡甸、沙洋,第13混成旅、浚滑游击队等部在汉口附近地区,保障武汉的安全。国民革命军于九月一日包围武昌城。二日,前敌指挥部决定以第4军并配属第1军第2师和第7军第7、第8旅主攻武昌城;第8军继
北伐军挺进武昌

北伐军挺进武昌

续准备进攻汉阳、汉口;第7军第1、第2旅在鄂城(今鄂州)、樊口遮断吴军长江交通,掩护攻城部队侧背安全;第1军第1师为总预备队,在崇阳待命。由于武昌城墙高筑,吴军防守严密,攻城部队在缺乏周密准备的情况下,先后于三日、五日两次攻城,均未奏效,且伤亡甚重,遂对武昌改取封锁围困。
  第8军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在临湘、嘉鱼间陆续渡过长江,九月五日向汉阳发起攻击。吴军湖北暂编第2师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刘佐龙任军长),配合第8军作战,6日攻占龟山。第8军第2师攻占汉阳兵工厂,第4师占领汉阳城。七日,第8军第2师渡过汉水,攻占汉口。吴佩孚率残部北逃。第8军主力乘胜追击,至十六日相继占领武胜关、平靖关、鸡公山和九里关。国民革命军攻占汉阳、汉口后,武昌已成孤城。 
  九月中旬,第7军和第1军第2师奉调入赣作战,由第4、第15军和第8军一部继续封锁围困武昌。十月八日,守军第3师师长吴俊卿率部投诚。十日,攻城部队在吴俊卿部接应下攻占武昌城,歼敌2万余人,生擒守城司令、第8师师长刘玉春和湖北督理兼中央第25师师长陈嘉谟。

攻取江西


  正当国民革命军席卷湘、鄂,吴佩孚军濒于崩溃之际,孙传芳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入赣,会同其驻赣部队2万余人进攻湘、鄂;并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广东,威胁国民革命军后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达到占领江西的预定目标,决定对江西转取攻势。 
  九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江西。在赣南,由李济深指挥第2军第5师、第5军第16师第46团和第14军(由独立第1师改编,赖世璜任军长)先于其他方向行动,攻占赣州后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 
  在赣西,由朱培德指挥第3军和第2军主力占领萍乡后,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军一部激战三昼夜占领该地后,第3军向高安、第2军主力向樟树方向进击。在赣西北,由程潜指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分别克修水、铜鼓,继占奉新和高安。九月十九日,第6军第19师乘虚攻占南昌城。孙传芳急从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沿线和樟树地区调兵反击。由奉新向南昌攻击前进的第1军第1师在牛行受挫,伤亡甚重。第19师孤军苦战三日后,被迫于21日退出南昌。次日,第19师得本军第17师增援,再次攻入南昌,又遭孙军优势兵力围攻,遂于23日突围,撤向奉新地区。 
  在此期间,孙传芳将其在赣、闽的部队编组为5个方面军,并设司令部于九江,亲自坐镇指挥,计划以一路反攻南昌后,由高安方向进击长沙;一路由武宁越过九宫山攻取湖北通山;一路由武穴渡江攻阳新,在咸宁、蒲圻间截断武昌至长沙铁路,然后北上解救武昌。 
  九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再攻南昌。 
  第2军第5师占泰和、吉安,向樟树前进。第14军击溃吉水之敌,向永丰追击。第2军主力在峡江、仁和渡赣江,于十月上旬在新淦(今新干)地区与孙军激战后,占领永泰,继而不战而下樟树、丰城,向南昌推进。在此期间,孙军一部进占湖北大冶、鄂城,一部进抵通山、崇阳,威胁武昌。国民革命军前敌指挥部告急。第7军军长李宗仁为解其危,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由阳新迅速潜入赣北,威胁九江、德安,迫孙军西进之师东调,在箬溪地区全歼孙军谢鸿勋师后,于10月3日进至南浔铁路中段德安地区,遭孙军卢香亭等部4个旅抗击,经激战毙俘敌各千余人,占领德安。孙传芳急调南昌、九江和已进入鄂东南的部队反击。第7军被迫撤至箬溪,稍事休整后,再攻德安,终因孤军无援,于7日撤至德安、箬溪间的罗家铺地区,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位于奉新的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强渡修水河,占领永修,遭由德安增援的卢香亭部包围,被迫突围转移至永修西北的白槎。第3军经新喻激战后,10月2日在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郑俊彦部2000余人。8日进至牛行、乐化地区,又与孙军郑俊彦、卢香亭部遭遇,鏖战至12日,终因孙军不断增援,第3军伤亡甚重,前进受阻。在此不利情况下,蒋中正仍令第2军和第1军第2师于10月11日强攻南昌。由于守军预有准备,凭借坚城深壕死守,并利用夜暗组织反击,攻城部队连攻三日不克,伤亡甚重,被迫于13日撤退。

南浔路战役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结三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在于孙传芳军控制南浔铁路主要干线,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各要点之敌,尔后再取南昌,并决定从武昌增调第4军入赣作战。国民革命军入赣部队分三路于十一月一日开始总攻。右翼军右纵队第14军在第2军配合下,先期于十月二十日攻占抚州,切断孙军入闽通路,从东南向南昌推进。左翼军第7军于十一月二日攻占德安,第4军在独立第2师(由湘军第1师改编)和第7军一部配合下,于三日攻占马回岭后,第4、第7军主力在德安以南的九仙岭击败孙军2个师,截断南浔铁路,向永修推进。独立第2师在九江、瑞昌间的晒湖桥歼灭孙军1个师,至七日占领九江、瑞昌、湖口和武穴。中央军第6军于十一月三日开始向乐化攻击,遭孙军多次反击,伤亡甚重,后总预备队第1军第1、第2师赶到,协力攻击,于四日占领乐化、永修。此时,右翼军右纵队第2军主力已由进贤、三江口进逼南昌,右翼军左纵队第3军在第2、第1、第7、第6军各一部配合下,于十一月七日占领牛行,继向余干方向追击,在滁槎俘敌1.5万人。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船逃回南京。南昌守军待援无望,弃城溃逃,被歼万余人。十一月八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

进占福建


  九月下旬,孙传芳为策应江西战场作战,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粤东。周荫人将所部3万余人编为4个军,于十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今三饶)等地。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乘湘、鄂、赣战场节节取胜之机,转守为攻。十月中旬,第1军第3、第14师袭击周部后方,攻占永定,然后回师松口,俘周部第3军4000余人。此时,周部第2军曹万顺、杜起云两个旅在蕉岭通电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曹万顺任军长),随即进至中都、松源地区,将退至该地区的周部第3军残部全部歼灭;尔后,向上杭挺进。在上杭地区的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守长汀。十月下旬,第1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击退守军,进占长汀。由第1军补充团扩编组成的独立第4师在第20师第58团等部配合下,先后在饶平、诏安、漳浦击退周部第1军后,于十一月相继占领漳州、同安、泉州、莆田、永泰,逼近福州。十二月初,第2军第6师由赣入闽,进占建瓯,切断闽、浙孙军联系。此时,驻闽海军起义,周部李生春旅投降。十二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进占福州。

会攻南京

 
  
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联合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任副司令。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铁路(上海-南京)和沪杭铁路(上海-杭州)沿线及皖南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中正兼中央军总指挥,率江右军(由第6、第2军和独立第2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和江左军(由第7、第10、第15军组成,李宗仁任总指挥)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1、第14、第17、第19军(由孙军第1师起义改编,陈仪任军长)和第26军(由孙军第3师起义改编,周凤岐任军长)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助攻南京。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率第8、第4、第9、第11军由鄂入豫,牵制北面之敌。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东路军第1、第26军在第2军配合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一部,于二月上旬进占兰溪、金华后,乘胜向淳安、建德(今梅城)、浦江推进。二月十一日,在桐庐、诸暨、富阳地区遭孙军孟昭月等部4个师抵抗,激战五日,俘敌8000余人,于二月十八日占领杭州。在此期间,东路军第14、第17军和第1军一部由闽入浙,相继攻占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浙江境内的孙军。三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二十日,第14、第17、第2军和第1军一部经太湖以西攻克常州、丹阳等地,截断沪宁铁路;第1军主力和第26军克松隐、松江、吴江、苏州,迫近上海。二十一日,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占领上海。第1军一部乘机进入上海市区。 
  
与此同时,江左军由鄂东向安庆、庐州(今合肥)挺进。由于孙军刘宝题师、陈调元师、王普旅和叶开鑫残部相继起义,三月四日不战而下安庆,至十八日进至庐州、六安之线。江右军由江西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后,三月二十日开始总攻南京,经两天激战,扫清江宁镇、秣陵关、龙都等外围据点。二十三日,第2军进逼中山门、光华门;独立第2师进攻通济门、武定门;第6军进抵雨花台,该军第19师由中华门冲入城内。当晚江右军各部分路进城,占领南京。第二阶段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开始。

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3月24日二军六军占领南京。另一支北伐部队,国民革命军笫一军等从广东出兵福建,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全境。3月22日一军进驻上海。
4月12日发生清党事件,宁汉分裂。4月19日武汉方面任唐生智为北伐军总司令继续北伐。5月南京方面北伐军也继续北伐。7月宁汉合流。8月中,东路北伐军在徐州战役失利,蒋中正下野,南京政府被新桂系把持。月
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底,何应钦白崇禧指挥北伐军在龙潭战役中击败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攻。9月11日,在新桂系及多位国民党元老的主导下,宁汉双方在上海商谈双方联合,排斥汪兆铭,迫其下野。10月爆发宁汉战争。11月爆发广州张黄事变
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恢复了蒋中正复职为北伐全军总司令。1928年1月4日,蒋中正到任,继续领导北伐。北伐军在占领河南之后,取得原属北洋军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加入,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在滦州被彻底打垮,亡走大连,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北伐军投降。
北伐军行至山东时,日本一度出兵山东,暗助军阀张宗昌,杀害交涉员蔡公时,史称“五三惨案”。此时蒋中正与冯玉祥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决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同时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再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从外交交涉,分别向日军司令,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并要求日军同时撤出济南,同时请求英美协助调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当夜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的专列在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被日本关东军埋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至此宣布成功。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由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例子(另一次是明朝对元朝的北伐),虽然它所达成的统一在很多方面来说都只是属于形式上的,当时更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二次北伐

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孙传芳不甘心失败,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反攻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兵进入河南,威胁武汉。“四一二”事变后处于分裂状态中的宁汉两方,各自为战。武汉方面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组成三个纵队进军河南,在漯河、临颍击败奉军主力,六月一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南京方面亦组成三路军,北伐陇海路,五月下旬克蚌埠,六月初占徐州,后与直鲁军相持于鲁南。七月下旬,直鲁军反攻,占领徐州,蒋中正组织反攻未果,遂于八月十二日辞职。嗣后,直鲁军进迫南京,在龙潭为南京军所败,丧其主力,双方复相持于津浦路。同年冬,何应钦指挥第一路军反攻,十二月再克徐州。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于五月一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率部东出潼关加入北伐行列,与武汉军会师郑州,开封,随后进入豫东与直鲁军作战,曾取得两次兰封战役的胜利,并肃清豫境吴佩孚残余势力。山西阎锡山亦于六月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职,派部进入直隶,占领张家口、石家庄,后因奉军反攻,阎军除傅作义部坚守涿州外,余均退回晋境。
  第三阶段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蒋中正于一九二八年初复职后,组织二次北伐,第一、二,三、四共四个集团军分沿津浦路、京汉路、正太路攻击奉鲁军。第一集团军于五月一日攻克济南,嗣因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被迫改道北伐,于六月初攻克直隶沧州,前锋抵天津近郊。第二集团军一部攻鲁西,主力沿京汉路北上,攻克磁州、邯郸,六月初进抵北京近郊。第三集团军连克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六月八日进军北京。六月十日天津改旗易帜。至是,奉军退出关外,直鲁军基本肃清,北伐遂告结束。

部队情况

原编制

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的四、七、八军分别在湖南、湖北击败了吴佩孚;一、二、三、六军进攻江西江苏孙传芳张宗昌,最初受挫;之后在四、七军支援下取得胜利。1927年4月26日发生宁汉分裂,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并在各地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分子。国、共两党因而正式决裂,开展长达十年的武装冲突。北伐一度中断。国民党分裂成左派的武汉及右派的南京两个国民政府。以蒋中正为首的右派在南京成立政府,开始进行清党,将共产党人从军队内清除,并且取消国民革命军内党代表及政治部编制,清党后的国民革命军开始被中共称为蒋军,中共指责国军已成为“新军阀”蒋中正的工具。至7月,宁汉复合;蒋中正于8月辞去总司令职。孙传芳乘机发动的反攻被何应钦李宗仁在南京龙潭击败。
1928年1月,蒋中正复出。支持北伐的冯玉祥手下的国民联军,及阎锡山手下的北方革命军并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国军编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别由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任司令;蒋中正为总司令。至6月,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外时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国军亦进至北京。12月,张学良在关外易帜,北伐宣布成功。

扩编

北伐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进展,扩编为49个军,19个独立师。

国共合作

北伐一直是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概揽孙中山的北伐战争观,它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高举护法大旗。孙中山历来视《临时约法》和国会中华民国的主要象征和共和制度的可靠保证。他曾指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命脉不存在国体将安托?须知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共和国家之总枢全在国会,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故“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可见约法和国会在孙中山北伐观中的地位。
(2)重视军事斗争。孙中山为恢复约法和国会,先后进行过多次护法战争。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北伐;1915年第一次护法战争;1922后第二次护法战争和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等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孙中山对军事北伐的重视程度。
(3)联合其他力量。早期的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事武装,进行军事北伐只能依赖地方军阀。采取利用或联合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的做法,致使他领导的多次北伐都因地方军阀的反对和破坏而失败。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联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进入了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北伐的新时期。孙中山北伐的主导思想是试图通过战争的方式武装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尊严,挽救濒于失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 设统一的北伐无疑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这是北伐战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时期支持北伐 并努力把北伐纳入革命轨道的理论基础。与国民党的北伐观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北伐观则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原因是孙中山1924年发动的北伐不仅时机不成熟,而且孙中山在宣言中声明要与奉张、浙卢等“友军”共讨曹吴,更是隐没了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混淆了革命阵线。这就 决定了此次北伐不可能动摇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因而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转而改变了态度, 开始积极主张北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吴佩孚与奉张联合进攻国民军, 使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关头。因此,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向吴佩孚进行攻击,其途径“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同时,通过北伐既可以达到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同盟者的目的,又可以借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重视对北伐军政治思想的改造,为保证北伐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选派了自己的优秀党员到各军去担任政治工作,以推动北伐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支持北伐;3月暴发“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在国民党左派支持下通过谈判解决了事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也妥协,支持蒋中正出任北伐军总司令。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共产党在扩大会议上与第三国际的指示中,均强调军事和政治并举,北伐的政治纲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革命的根基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强调在北伐中维护工农利益的重大意义,之后便在北伐过程中组织农会觉醒农民,工农运动迅速扩张了共产党的势力,此举造成了国民政府内部左右派的分裂。
1926年10月,共产党为实践北伐,于上海发动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军阀孙传芳部对工人、市民进行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被杀,起义失败。
1927年2月19日革命军占领杭州时,共产党为配合国民军进攻上海,发动了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共产国际人员(Gotikoff、Arno、Chernisk、Bouharoff等)指导下进行军事布置,起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军先头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取得了胜利。
由于对共产党的态度不同,国民党左右派出现分裂。右派代表南京的蒋中正与左派代表武汉的汪兆铭分设政权,史称宁汉分裂。1927年4月1日,汪兆铭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到上海,与蒋中正会面,汪承诺阻止武汉反蒋,而蒋则支持汪主持党务。2日,国民党监察委员吴敬恒、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等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汪兆铭6日抵达武汉。蒋中正则于9日离开上海赴南京。4月12日,军队开始在上海逮捕、处决共产党人,是为“清党”(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7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中正、柏文蔚等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宁汉正式分裂。1927年7月15日,汪兆铭在武汉进行分共。(中国共产党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被迫(国民党称为南昌暴动)成立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

意义

北伐仅二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最强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厚的张作霖军;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这次战争中途共产党被抛弃、被屠杀的教训,使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另一条革命道路。

评价反思

关于北伐,陈独秀是这样分析“所犯的错误”的: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 饱,鬻田卖牛,寝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於沟壑,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馀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馀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虑,灾患一至,不免沦为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性命,则直成饿殍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徬徨失业之忧;至於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殍,更无论矣。其他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後,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於此耶?至於经营工业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於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即不投降於军阀,即乞灵於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则丧失大半矣。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於水火,困苦甚於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实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即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即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即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於乡,工人不能安於市,商民不能安於行旅,知识界不能安於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於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重,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於此时机,熟察前因後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杜绝军阀之祸国殃民。
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於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於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於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於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之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为求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生死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於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於本党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统一政府建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人民自由解放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纪念馆

北伐战争纪念馆位于韶关市区帽子峰北坡,2008年10月开工建设,经过近两年的筹建于2010年6月29日正式落成,大量孙中山先生及北伐战争时期文物实物以及历史图片,7月1日起正式向广大市民与游客免费开放。
该纪念馆是广东首座北伐战争纪念馆,占地总面积近1.2万平方米。主馆是一幢主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二层,外墙为仿古青砖清水墙砌筑。建筑物为二层西式四合院砖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内设方形天井,南北楼设有楼梯与二楼相通,上下两层四周均有走廊为通道。主馆占地面积1750平方米,建筑面积2966平方米,主体高为12.32米,总投资为899.92万元。
馆前一座由中山市政府捐献的孙中山铜像庄严肃穆地矗立于蓝天之下。该纪念馆建设和布展总投资 1799万元,分为北伐战争展厅、北伐名将展厅等六大部分。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韶关市在美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山珠海、广州、梅州等地区调查征集了大量文物,馆内共征集到有关孙中山先生及北伐战争时期的文物实物81件(含复制品32件),图片410幅。其中,文物实物包括孙中山先生在韶督师北伐时期使用的硬木办公桌、民国时期孙中山纪念画册等珍贵文物,并对孙中山卧室、办公室、参谋作战室进行了场景复原。
目前,纪念馆所在的帽子峰上仍保存从大革命至抗战时期的碉堡8座,分别为定韶堡、巩北堡、指挥堡、武城堡、桥头堡等,加上周边的崖壁堡、码头堡等,共有13座之多。

其他

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北伐运动的推进以及成功,中国反帝国主义爱国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收回租界、收回教育主权、反西洋、反基督宗教和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如火如荼。北伐的成功、东北易帜使得中国基本完成了形式意义上的全国统一。随后,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政治手段不断加强对地方的中央统治;同时积极发展国民经济。然而,早就有侵华野心的日本却不给刚刚新生的中国任何独立发展的时间与机会。日本趁中国刚刚完成统一,内政不稳,内乱不断,国力薄弱;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北伐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北伐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如果没有北伐的成功,国民政府没有实现对全国的政治统一。等到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北洋各个军阀各自为战,不能走向联合抗击日寇。中国是否能坚持八年抗战那么久,能不能保持独立国家的性质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北伐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与功绩。
包遵信认为,“北伐”只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一切施行宪政之障碍,北伐是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大陆官方教科书肯定北伐战争的价值,但将国共合作期间的北伐称为旨在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大革命”,而将国共破裂称为“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上台,毛泽东更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并列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观认为,宁汉分裂后,被官僚资产阶级所垄断的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封建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不符合中国普通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亦不能使中国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而只有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