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
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措施过激过快,不但没能缓解的社会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空前激化,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刘钦曾任南顿令。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昆阳城下,面对新朝号称百万的围剿大军,西汉皇族后裔刘秀奋力死战,终于在其他绿林军配合下,一举摧垮新莽大军。昆阳之战,标志着新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朝灭亡。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
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东汉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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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统一战争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立汉朝皇裔刘盆子为汉帝,史称建世帝。同月二十二己未日(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在河北称帝,因刘秀系西汉皇族后裔,故国号仍为“汉”,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称建武元年。因刘秀所建立的汉朝首都在洛阳,刘邦所建立的汉朝首都在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故后世称刘邦所建汉朝为西汉,刘秀所建汉朝为东汉。
刘秀定都洛阳后,不断对四方用兵,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
割据陇右立地称王的隗嚣与在西蜀称帝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公元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自此,经历了自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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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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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
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
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
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
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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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官制
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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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
天下平定之后,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又历经汉明帝、汉章帝三十多年的统治,东汉的国力空前强盛,四夷臣服。公元26年(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完成了光辉灿烂的汉文化的创造。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统治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一大特色。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明章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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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章之治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
自王莽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
在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古哀牢国。公元69年(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因慕汉之教化、威德,哀牢国举国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之地,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即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归汉,初步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对云南西部版图的管辖范围,使古哀牢境内的各民族从此汇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也促进了古哀牢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明帝末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汉明帝死后葬于显节陵。
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公元57年—公元88年),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
;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号称“明章之治”。
宦官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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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宦之争
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
,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
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
。政权又到了外戚的手中
。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
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汉殇帝只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汉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
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后汉桓帝即位。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
但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
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比汉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
直到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党锢终于被解除。
走向灭亡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终于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造成藩镇自此坐大的局面,藩镇割据,胫大于股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公元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资深刺史为牧。在此之前,州刺史之权力并不在郡太守之上,到了此时,刺史实际已为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两级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汉的地方藩镇势力彻底抬头。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
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
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
此时,士大夫领袖的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
何进同意了袁绍建议,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掉了何进。
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宦官张让挟
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武力已经到达帝都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
公元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
这种行径引起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他们推举历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
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虽然这次战争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董卓于是挟持汉献帝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洛阳,
经营多年的京师洛阳城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